SYLVIA9248

这本真的疯狂安利啊，无论是对南朝时候贵族制的讨论，或是对永明时代政治与文学的分析，以及作者对王融抱有的理解之同情，都完全可以！

以下是整理，PS作者太会写了真的看了就入坑萧子良x王融这对。

1.在因公事免去晋安王南中郎将府参军后，王融成为竟陵王司徒萧子良的法曹行参军，这应当就是王融与萧子良相遇的最初。对王融的人生而言，这一次的身份转变意义至为重大。从这一年开始，他再也没有离开过都城建康，而他的后半生，也与“萧子良”这个名字再也无法分离。

2.由于史传的简略,我们完全无法断定萧子良是通过什么途径对王融有所了解？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将其任命为自己的法曹参军?本传说是板行参军，而《魏书》祖莹传则说“萧赜以王元长为子良法曹参军”，不过《魏书》所记为魏孝文帝的日常谈论，本无需精确，任命王融应当还是出于萧子良本人的意愿。

3.从竟陵王法曹行参军到东宫官属的太子舍人，再到秘书丞，这一条仕途的起点正是竟陵王府。竟陵王萧子良与王融的关系无疑是他越级升迁的最重要因素。自从进入竟陵王府之后，王融便在一两年之内就坐火箭上升,从这一升迁速度也可以看到他与萧子良是如何的“特相友好，情分殊常”了。任太子舍人也许还有着文惠太子的力量在内。而在太子舍人的任上，王融上启求自试，毛遂自荐，希望能够为国效力。从史传的行文看起来，似乎是由于他这一上启，才得以迁秘书丞，但我们当然不能相信靠这种个人的自我吹嘘就能够达成什么好结果，不肯按部就班而急躁求进是官僚社会的大忌，不造成反效果就已经不错了。中世求自试的人物，从曹植开始有过少数的几例，结果不是被无视,就是遭到训斥甚至贬官。理由是很简单的，个人在官僚体系中的位置是由王朝的需要决定的，而不是由个人的愿望左右的，如果满足个人不知轻重的毛遂自荐，只会造成秩序上的混乱。但是王融的自荐却例外地得到了高升,毋宁说这篇求自试启不过是个官样文章而已，真正起到作用的只能是竟陵王(也许还有文惠太子和王俭)。

4.换言之，王融在竟陵文学集团中几乎可以说是年纪最小的一个。然而这个年轻人却正因为自己的“盛才”而最得到竟陵王的宠信，成为其中领袖式的人物(也是在永明年间达到最高政治地位的一个)。正如他以弱龄担任中书郎一样，这种年龄与地位的反差无疑也造成了相当强烈的存在感。

《南齐书》本传:融文辞辩捷，尤善仓卒属缀，有所造作，援笔可待。子良特相友好，情分殊常。晚节大习骑马。才地既华，兼藉子良之势，倾意宾客，劳问周款,文武翕习辐凑之。

这粗看起来似乎只是一种套语。然而王融最后成为了竟陵王发动夺位政变的谋主，“特相友好，情分殊常”决非虚语。在第二章中我们也已经讨论过，王融是如何因为竞陵王的赏识而在政治地位上跃升的,这种跃升在竟陵集团其他人身上都无法看到。王融在文辞上表现出的聪明敏捷----这里依然强调的是一种天才型的特质被认为是得到萧子良特殊亲信的原因。在今天尚存的萧子良撰述中，《与隐士刘虬书》是由王融代笔，其最重视的《净住子净行法门》所配颂三十一首也是王融所作。在与范缜论神不灭时，代萧子良劝说范缜的正是王融。而在王融诗中，题名为“应司徒竟陵王教”的作品便有六组十六首之多，远远超过竟陵集团中其他成员。王融文中还留下了《谢竟陵王示法制启》、《谢竟陵王赐纳裘启》和《谢司徒赐紫鲱启》等作。以上种种，都充分证明他与萧子良之间“特相友好”的关系。

5.个人的才华风采、门第的高贵、再加.上当朝相王的宠信，王融充分具备着成为时代偶像的特质。“才地既华，兼藉子良之势“一句，正点出了王融成为时代宠儿的原因所在。

6.《魏书》卷八十二祖莹传:以才名拜太学博士，征署司徒、彭城王勰法曹行参军。高祖顾谓勰曰:“萧赜以王元长为子良法曹，今为汝用祖莹，岂非伦匹也?“

可见其才名连魏孝文帝也传为美谈。众所周知，魏孝文帝本人对南方的贵族文化有着极其深刻的倾慕，曾对群臣感叹“江南多好臣”中。因此他的这一句话绝非泛泛而发，其中包含着对南齐社会亦步亦趋，思同比肩的思想。萧子良为司徒、竟陵王，元勰为司徒、彭城王，两人不但位望相似，连官位都一致。王融为萧子良法曹行参军,孝文帝便以祖莹为元勰法曹行参军。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萧子良与王融的搭配，贤王名士，已经成为南齐贵族文化中的一个标志性现象，因此孝文帝才会因为得到祖莹而如此兴奋，要在自己的朝廷上也造出同样的组合。

7.可知王融密切参与到了对北防御的工作中，不但草拟诏书,并且主动陈请为将领。在第三章中我们已经看到，王融曾屡次请求领兵北伐,这与他“苦求将领”的行动是前后一贯的，毋宁说他终于等到了梦寐以求的时机，可以一展平生的抱负了。不过武帝这时处在最后的弥留阶段，已无力实际干预政务，因此板王融为宁朔将军的应当还是子良田。然而南朝将军往往是荣衔加官而不实际领兵，因此出守方面者必须要开军府才有实权,而王融未出镇,资历也未能达到开府的阶级，为了使其有领兵之权，便需要任命为实际领军作战的军主了甲。论者或以为任军主者通常为兵伍出身的寒人武将,王融以王谢子弟之身而甘愿担任此职，是为了追求现实权力放下身架的表现。然而周一-良先生早已指出:“武位虽非高门所乐，然以文职清望官帖领之，则互相配合，最为美授。”“文官仍以领武位而重。”因此王融绝非降贬，反而是进一步手握实权的晋身了，他这时本职仍为中书郎，加宁朔将军(四品),达到他官涯的最高点”,而这一将军号本身的含义,也就是“平定北方”之意。这时王融已经“倾意宾客，劳问周款，文武翕习辐凑之”，如果不是局势所发生的戏剧性变化，那么最得子良信任的他毫无疑问将成为领军出征的主将之一。

8.七月三十日政变的一方，是萧子良、王融，也许还包括竟陵集团的其他成员一之所以说 “也许”，是因为作为领袖的萧子良既然图谋继位，其幕僚佐属似无置身事外之理。然而我们不但有史料明确表示其中有些人物并不赞同此举，并且在实际的政变过程中也完全看不到萧、王以外成员的身影。甚至在政变失败以后，王融下狱赐死，萧子良忧惧而卒，而沈约、范云、任昉等还是好端端地担任他们的王朝官僚，并没有受到任何明显的处分，萧衍、谢眺并且还一跃成为胜利者萧鸾的亲信。由来论者多方推测其原委，但始终难以尽释疑点。无论如何，至少从结果上来看，在政变中有明显存在感的，只有萧、王二人而已。